吴敬琏:一个经济学家和他的复杂时代

  • songliu
  • 发布于 2015-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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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10来天,到了2015年1月24日,吴敬琏就85周岁了。

这位经历历次政治运动以及多轮经济周期的经济学家仍旧精力旺盛,迄今仍活跃在公共空间,不时疾呼发声,比如在近期沪深两市成交量创历史新高之后,他仍旧不改他2001年提出的中国股市“赌场论”,表示“这个股市是一个没有规矩,有人可以看别人(底)牌的股市”。

吴敬琏是谁?

吴敬琏出生于1930年1月24日,中国江苏南京人,一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和那个时代不少家庭一样,他的家庭也经历了左右选择,在时代激流之中尾随革命狂潮,他的母亲邓季惺、生父吴竹似、继父陈铭德都与一份著名的报纸联系在一起,那就是私人办报的典范之一《新民报》,该报鼎盛时期曾经存在多地版本,一切随着1949年之后的变化而远去,如今仅仅还有上海《新民晚报》作为残存的记忆。

50年代从复旦经济系毕业之后,吴敬琏进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从此开始其与中国政治经济难以割舍的人生,不仅与薛暮桥、孙冶方、于光远等不少官方正统经济学家共事,也与顾准等非主流人群交往学习。一切成就了吴敬琏,他在80年代以年过半百的身份留洋学习,不仅赶上了中国经济学接触规范正统的浪潮,也赶上了经济学家成为政治核心的时代。9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向,吴敬琏的“吴市场”外号也传开而来,不少受他影响的技术官僚也开始成为中国中流砥柱,比如周小川、郭树清等。

如今,吴敬琏官方身份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被认为是中南海的主流智囊,同时更以中欧商学院教授身份行走江湖。他被誉为中国经济学家泰斗,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更获得不少名誉博士头衔。

不过,公众对于吴敬琏的兴趣,除了学术影响,也在于其在政策方面有影响力,更在于他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甚至知识界的良心——中国人对于知识分子的诉求,从来是多方面的,从公共关怀到个人品行,从官方地位到民间立场。也正因此,更多评论不仅在于立场,也在于道德与动机,近年围绕吴敬琏的争议也多少与此有关。

古人说盖棺论定,臧否人物太难,尤其是当代人物,其所处的时代有待历史验证,其个人评价更需谨慎。相对公允的做法,那么就不得不把人物放在时代之中审视,同时也将其与同时代人物比较。如果将吴敬琏放在中国经济学家的群像之中,我认为青年经济学家赵晓提出的一个坐标系值得借鉴。

赵晓在一篇文章中将活跃的中国经济学家分为四代经济学家,第一代是卓炯、顾准、孙冶方、薛暮桥等人,是“反思”的一代,最早地反思了计划经济,最早地思考和传播了“‘商品经济思想’的萌芽”。

吴敬琏被赵晓归为属于第二代,而且认为属于其中少见的“长青树”。同批还有刘国光、马洪、于光远、厉以宁、董辅礽等。赵晓指出他们是承上启下,“创新和启蒙”市场经济思想体系的一代。

第三代经济学家适逢开放时代,人数众多,赵晓称为“构建和推进”的一代,多是第三代学生,“财经官员代表有周小川、楼继伟、吴晓灵、李剑阁等,学者代表有樊纲、魏杰、刘伟等,早年体改所的一批经济学家华生、何家成,以及至今还活跃的周其仁、宋国青等人,还包括‘海归’的林毅夫、易纲等人”。第四代活跃于上个世纪末,被赵晓称为将市场经济“融入和建设”的一代,“分布于高校、部门、企业、投资银行”。

由此可见,赵晓的评价体系为认识近30年中国经济思想脉络勾勒出一个大致形貌。对比之下吴敬琏的历史地位也相对比较清晰,他在中国1949年之后的经济学家中位于第二梯队,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时代给予他们开眼看世界进而为中国经济改革转型建言献策的机会,也给予他们个人晚年不被政治运动所完全牵扯的自由——不要小看这样的自由,第一代经济学家学者往往并非其唯一身份,其官方职务以及所代表的官方态度往往在学术研究之前。

作为经济学家的吴敬琏和作为知识分子的吴敬琏,存在重叠,也有不同,公众的期待有所不同。如果是经济学家,主要考量在专业领域;而作为知识分子,有士大夫情结的国人期待显然更高,无论公共领域还是私人品行。

吴敬琏曾被誉为知识分子的良心,在采访中不少人形容他的流行语是“从灵魂到外貌都‘干干净净’”。他显然也以知识分子为追求,他在一次采访中如此定义知识分子为“求真”:“在世界范围内,所谓知识分子是提供知识产品的、提供思想产品的,这叫知识分子。不管怎么样,反正是你,你是有知识,而且把创造知识作为自己的主要的工作,主要的职业的人来说,就是应该放在第一位的,应该是真,求真理。但是这个问题在中国,从来就不是这样。中国的习惯上,讲究善、美,也还是讲究。但是这个基础的东西好像不讲究,真。本来这个知识分子求知,他是有好奇心和求知欲推动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们受的教育都是要问有用没用。对于科学,寻求科学知识,它的动力是求知欲,是好奇心。但是在中国,好像就是要强调有用还是没用。这就有问题了,加上我们这个体制,政府掌握的资源太多。”

站在历史的视野审视,求真重要,但更多还是专业人士的底线,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并不是唯一要求。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中国知识人在自己的专业之外,还必须发挥公共知识人的批判精神,不为‘势’或‘钱’所屈服。但这是指建设性的批判精神,不是撕毁一切文化传统——包括中国的和外来的,撕毁一切则最终必将陷入虚无主义。”

不过,能够求真在时代浪潮之中何其困难,想想“世纪老人”巴金即可得知,他提倡讲真话,但文革博物馆在争议中迟迟未能落地,甚至以他的身份地位,晚年亦是求安乐死不得,只能说“从现在起,我是为你们而活”。

回看吴敬琏,关于正面评价与伟大正确,说的人已经太多,不过近年来的一些争议,仍旧需要时间厘清,比如柳红数年前在春节致吴敬琏公开长信中若干问题,很难说已经有全面答案。历史长夜暗暗,有的问题仍旧悬而未决。如果旁人对于表态汲汲求真的吴敬琏,只用诗化圣化的言辞形容,那么近乎一种讽刺了。

历史之前,人人都得谦卑,中国道路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反思与自省。有人总结说,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域中也一直是从中心走向边缘。社会、政治的边缘化,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处于被动的地位,但是文化边缘化的局面则是知识分子主动造成的。也正因此,无论如何,年过八旬的吴敬琏为市场、改革、法治的呐喊,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难能可贵。

公允地说,无论批评者还是赞誉者,他们对于吴敬琏的期待或许过于沉重,尤其对于强大体制之中的人:一方面要身居庙堂之高,还能体味江湖之远,一方面能够影响政府决策,同时保持独立批判精神,一方面要能够在历次争论中保持前瞻,同时还能独善其身,躲避每次政治气候变化的洗牌,保留知识分子气节……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现实,中国读书人始终面临诱惑不是驯服哲人王,而是货与帝王家。社会在层层挤压之下,可供读书人的独立空间其实渺茫。

吴敬琏与顾准之间的师承关系,时不时会被重新谈及。1974年12月3日,顾准去世,据说他留给吴敬琏最后一句话是“中国的神武景气终将到来”,要“待时守机”。如今,距离顾准去世已经整整过去了40年,这算是中国的神武景气么?也许有些争论声调渐弱,但是关于国进民退与国家资本主义的争论,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关于法治与法制的争论却仍旧在。有时候觉得什么都变了,有时候其实发现什么又都没变,有时候甚至让人怀疑,是不是一切新问题都是旧日老问题改头换面的重现,好不容易走进一个新房间,费力打开一扇窗,却发现正是自己刚刚走来的路。

这就是中国,这就是这个时代,成就人也愚弄人,毁灭人也拯救人,最好的时代,从来也都是最坏的时代。从这个意义而言,吴敬琏作为时代的参与者与创造者,值得一写。如果我有机会再去写吴敬琏传记,我会关注这个经济学家曲折的一生,但更会打量清楚这个看似荒谬却又无比真实的复杂时代,这个我们仍在进行之中的历史三峡。
 

【见证篇】吴老的悲哀与经济学家的良知

关于股市黑幕事件的批判和讨论,学术之争早已不是什么问题,人们觉得,比学术问题更为复杂的各种问题已经牵扯进去了,一连串的事件,使人感到吴老是多么悲哀,而从吴老的悲哀中,定然可以看出中国股市的悲哀。

一悲吴敬琏面对的批评者的逻辑。其实吴老也只不过是说了中国股市一些大家心知肚明的那些缺陷和毛病,没有人能否认这些弊端的危害程度,所以批评者要从正面反驳难度实在太大,于是批评者就立即列举出中国股市十年的巨大成就,一大堆的数字,辉煌的成就,让人仿佛觉得谁要批评中国股市,谁就是完全要扼杀中国股市。决策层在政治环境最困难的时候都把股市给保下来了,可是现在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说要关股市这样的话,这种思维好像早就不可能存在,但是在批评者的逻辑面前,吴老成了这么一个人,多招人恨啊!还有一个笑话,说的是一个顾客在餐馆用餐,结果发现饭里有沙子,于是气愤地质问,“你们这米饭里怎么尽是沙子”,结果老板也很气愤,回答说:“谁说尽是沙子,明明沙子里还是有很多米饭的嘛!”吴老激愤之余也是说了一句“股市就是一个大赌场”,于是落进了批评者“沙子里还是有很多米饭”的逻辑。

二悲吴敬琏费力不讨好。也许,吴老并没有注意到,真正能够跳出既得利益观念的束缚,从全局甚至是国家利益来考虑问题的人并不很多,做起来也实在是太难了。正是因为这样,才会有人公开宣称:“我就是既得利益者”。面对现实吴老也许只有感到无奈而已。

 

转自:中国战略新兴产业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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