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9月13日《问答神州》节目播出：“问答成思危”，以下为文字实录：
在2014年9月10日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开幕式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达了对新一届政府掌控中国经济的信心。他的这番话或许可以看作是对某种疑虑的回应。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速继续放缓，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虽然官方表示，中国经济的增速进入了一个“七上八下”的新常态，风险总体可控。但是仍然有国内外的经济学者和人士担忧，经济不断下行可能会导致一些风险的爆发，甚至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就语出惊人，他说中国发生系统性、全局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已经超过60%，甚至可能超过70%。那么中国经济放缓到底将给我们带来什么？中国经济怎么样才能健康发展？本周我们继续问答国际金融论坛主席成思危。
吴小莉：从2013年开始到现在，海外在唱空中国经济，甚至硬着陆这样的说法都时而有之，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成思危：困难一大堆你可以摆出来，但是你从一季度和二季度的这个增长情况看，就看结果看并没有太大的下滑，对不对？去年（GDP）全年是7.6％，对不对？今年也就是7.4％，7.5％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认为今年三四季度通过努力保持在7.5％左右，应该不是大问题。退一万步说，就算下降到7.2%，7.1%也还在7％到8％合理的范围内，所以没有什么太多可以担心的，我是个审慎的乐观主义者，我觉得我们看问题应该是看大势，看主流，看隐患。那么中国经济实际上从2013年开始，就已经是进入了一个我们叫做中高速平稳发展的阶段。从2013到2022年这十年当中，这个周期当中，我认为是平均可以保持七到八的这样的增长速度。
解说：2013年，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正式上任，随之公布的不仅是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成果，也包括一份旷世“问题清单”。
成思危：要采取措施来加以逐步的整治，当然这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所以我的预计，大概到2018年换届以后，2019年的经济会有所上升，会超过8%，原因就是三中全会的决定逐步落实。主要领导治国理政的经验更加增加。那么新一批领导，这个地方领导人上来，也会更加努力的工作，所以2019年可能会突破8%。但是从整个周期来看，大概也就是平均7％到8％。
而到2023年，可能就还会下降一点，可能会叫做六时代，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基数大了，我们没有必要去再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另外我们需要用更多的精力来改善民生，改善环境。
解说：对于经济增速有可能滑出底线的风险，国务院研究室司长向东说：“政府预留了很多的杀手锏，会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来稳定经济增长。”然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政府若仍以投资拉动经济，虽然能够换来一时的经济增长，但不利于结构调整，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
吴小莉：有学者像您的观点是一样的，觉得现在最大的风险就是怕重复思维，以这种虚火，刺激经济的方式拖延了改革的步伐？
成思危：对，这一点我是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就是清理过剩产能的问题是必须要坚决去做的。
吴小莉：在今年4月份为了抵挡经济下滑的这种压力，政府对于一些非产能过剩的领域进行了一些微刺激，但是也引发了一些讨论，会不会进行全面的刺激这样的一个议论，您的意见是？
成思危：我的看法是现在中央已经很明确，绝对不搞全面的经济刺激了。因为全面经济刺激在2009年我们已经接受了教训了，对于一些产能不过剩的，或者说是代表新兴产业方向的一些产业给予一些扶持和刺激，是完全必要的。
解说：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下产生的诸多问题让人们重新审视幸福这个命题。如今中国告别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进入“七上八下”的“新常态”，又会对人们的就业和收入增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吴小莉：瑞士信贷在2011年出了一个报告，它说预测未来的五年内也就是，大概那时候2011年所以大概到2016年左右，中国的工资增速将会达到19%，远远超过GDP的增长，所以很多人想问，您觉得这样的预测靠谱吗？
成思危：我觉得不大靠谱。为什么不大靠谱呢，工资的增长取决于两个方面，首先最重要的是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其次是取决于分配。拿我们现在第二产业看，我们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大概我们是两亿就业人员，创造的增加值是22万亿左右，也就是相当每人11万，这11万政府税收要拿掉一部分，企业要留一部分，所以个人来说，根据统计局报道的数据，平均工资也就是五万多。就算企业，一个钱不留，政府一个税不收，你不也才11万，你要每年增加19%的话，上哪去增加，这是一个问题。
吴小莉：那您觉得未来比较合理的工资增长是多少，才能够让民众真正去享受到这个改革的红利？
成思危：我认为如果是七到八的经济增长速度的话，九到十的工资增长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吴小莉：有人觉得说（GDP增长）7%到8%，这样的一个估算，对于保就业是很重要的，那您的估算到2023年6%是不是就能够维持我们的就业？
成思危：你要有7%到8%的增长，才能保证一年1100万到1200万人的就业。实际这种思维是一种线性思维，它没有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假如说你的产业结构改变了，你的服务业发展了，对不对，那你就不是说单纯的靠第二产业的就业问题了。你农村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它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了，对吧？在农村种地一年创造的社会财富很少，而进入城市以后，它变成进入第二产业或者第三产业它创造的财富大大增加，创造财富大大增加也就说人们消费的能力大大增加，所以第三产业的发展就会更进一步的增加。而第二产业的产品也会有更多的销路，所以到了2023年我们的产业结构变化了，我们的人民整体的收入水平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那就不是这样一个算法。
主持人：2014年被称作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年，其中金融改革尤其受到关切。特别是在改革的步调和节奏方面，存在不同的意见。既有人担心国企改革、财税改革、政府行为约束不能够协调推进，风险太大；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金融改革完全可以走得更快。
吴小莉：您觉得中国的金融改革是快了呢，还是慢了呢？有什么样的例子？
成思危：现在来看我总看还是慢了一点，比如说我们原来想搞金融衍生品、股指期货，中金所都成立了，但一下金融危机来了，大家总是担心风险多于推出的好处，所以几年没开张，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耽误了一段进度。实际上还是慢，实际上我觉得就是邓小平说的大胆试，允许看，不争论。
吴小莉：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银行业受到的冲击还是挺大的，尤其是互联网金融出现以后，您还特别去了腾讯和阿里巴巴去做了调研。
成思危：这个调研是这样的，因为这是一个新的事物，所以我想去了解一下，当然网上炒得很凶，说是把会把银行挤垮。我个人倒不是这样看法，我也想看看。我调研下来的结果，总体来说有好处的，但是也不要太惊慌，因为它实际上针对的是草根人群，他这个实际上是把小的存款集中起来，然后跟银行，然后按照大客户角度存回银行，拿到比较高的理财的利率，实际是这样一个结果，对不对？所以从数据上看，大概它分流了银行活期存款的1/4，现在这个电脑、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我认为正是处在接近高潮的阶段。如果银行视而不见，那肯定就会受到更大的挑战。
吴小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互联网金融的风险规管我们可以怎么样进行？
成思危：它是一个新的事物，新的事物本身它是带有风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有一点，这是制度经济学里有个名言，就叫交易先于制度，没有交易你根本就看不到问题在哪儿，你只有先让它去交易，通过交易后发现问题，然后通过建立制度来限制它，如果你一上来一棒子打死了，那还谈什么监管呢。
解说：1998年，成思危以一号提案开创了中国的风险投资事业，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但是十年过后，从2008年开始，私募基金取代风险投资成为金融市场新的热点。大量风险资本在找不到好的项目的情况之下，开始一窝蜂地将目光转向传统行业，使创新企业更难得到风险投资的支持。
吴小莉：现在的风险投资会不会有一种投资偏好，就一窝蜂大家流行农业一窝蜂到互联网，然后现在到文创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
成思危：有，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整个的风险投资的重点是往后移，什么意思呢，就是往上市前去移，因为这个时候风险最小，所以呢你看私募基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发展，也就是这样一个原因，这个我是很担心的。因为如果没有人去敷鸡蛋出小鸡，都到后头给鸡打激素，让它长大去卖，这个就是危险了，所以最近我一再提倡要搞天使投资。就是在风险投资，在真正开始建立企业之前，就要给。美国数据我看了一下，从提出想法到最后能够变成上市企业的万分之八大概是。也就是说你风险是很大的，但是如果没有最初的，对这一万个项目的支持，最后那八个就出不来。
所以我现在的看法，在天使投资和前期上下工夫，当然这个需要有政策的支持，有风险投资家们自己的一些觉悟。我认为最好的风险投资家是叫做为人所不为，能人所不能，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异军突起。
解说：有评论认为在中国，风险投资发展瓶颈之一是立法问题，近年来，《企业法》、《公司法》和《证券法》都做了相关风投的修改。而《风险投资法》迄今未出台。
吴小莉：您曾经希望风险投资法能够出炉，曾经在2003年的时候，您还特别乐观的觉得2005年就会出炉，但现在还没有，到底卡在哪儿？
成思危：风险投资法的问题，涉及到一个。投资基金法的问题。投资基金法，我们1999年就开始在讨论，当时我记得在宁波开了一次会，我还以人大副委员长身份去参加。当时投资基金法我提出包括三个内容，一个是证券投资基金，一个是产业投资基金，一个是风险投资基金，可是最后大家只同意。把证券投资基金放进去，而那两个没有放进去，所以呢到现在为止，这个还需要进一步的去做工作。这个产业投资基金我曾经开了三年的闭门论坛，我还是论坛的名誉主席，不要记者参加的闭门讨论，大家也都取得了比较多的共识，但是对于怎么建立，由谁监管，这个里头的风险如何防范等等很多问题，也还是在争论当中。上一届人大也曾经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看来也还没能够解决。我只能寄希望这一届或者下一届的人大，立法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主持人：最近，中国分别与英国和韩国签署相关文件，欲将伦敦和首尔打造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有分析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进入快车道。不过也有专家表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还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人民币要想跻身全球主要货币的行列，还需要跨越万水千山。
吴小莉：您提到人民币国际化时间的区段，也分析到大概十年，基本上能够国际化。
成思危：那么我的理想是人民币在十年以后，作为仅次于美元和欧元的第三大货币。现在根据人民大学的数据，美元占百分之五十二点几，欧元占百分之二十六点几，人民币前年的数据0.87%，我想人民币如果能够占到10%到15%，这可能就世界第三大货币了，是不是这样，我也很难说。
吴小莉：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其实大家已经很担心所谓的风险和挑战了。
成思危：对，但是不能因为担心风险就无所作为，这是我最基本的看法。
吴小莉：我还是想帮广大的投资者来问一个问题，人民币的汇率的自由化肯定是必然的。那也有人觉得，在过去一段时间因为刺激经济的关系大量的印钞，人民币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值钱，就长期来说，未来可能是人民币和美元会双升值，甚至提到长期来看，人民币是会贬值的，您又怎么来预测？
成思危：人民币略微的贬值，这个完全可能的，谁也没有办法说预测怎么样，但是我一个基本观点，在今年内人民币汇率6到6.5是合理区间，这是有贬有升，没有关系。还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很多人，包括一些国外的学者，老是拿这个PPP来作为衡量汇率的，就购买力评价来作为衡量汇率的标准，我是坚决反对的，我在国际上是多次跟这些经济学家辩论，因为购买力评价是代表了是一个国家货币的国内购买力，而汇率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国际购买力。所以这样就牵扯到英国财经学院提出的，所谓巨无霸指数，说英国的一个巨无霸汉堡包，比在中国贵40%，说明人民币低估了40%，我说这纯粹瞎扯。为什么瞎扯，它比我们贵40%，不是因为面粉贵，牛肉贵，吐司贵，而是劳动力比我们贵，它的工人的工资比我们要高多了，对不对？我们之所以便宜是劳动力便宜，要按照这个逻辑的话，只有中国工人的工资达到了英国工人水平的时候，人民币才不会低估，这不纯粹瞎扯吗？所以按PPP来衡量这个汇率，是绝对错误的一种说法。
吴小莉：最后一个问题是，很多人觉得人民币的崛起，对美元的威胁太大，所以美国，可能是人民币要国际化一个很重要的阻碍点吧，他可能特别不乐意人民币的国际化和人民币成为一个强势货币？
成思危：对这一点来说，我一点也不担心，只要人民币能够逐步实现了可兑换，那就是在国际市场上，就是看谁强，看谁能够取得更多的信任。
吴小莉：谢谢您接受我们采访。（来源：凤凰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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