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成思危的本色

  • 发布于 2015-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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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秘书长 石勇

采访/本刊总编 杨光


成先生,在我心里就像我的父亲。他和他夫人待我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在1995年就认识成先生,一直跟着他,到现在整二十年了。


我被成先生挖回了国


我认识他的过程,还是很有意思的。1995年成先生刚调到化工部当副部长,就想实现他的愿望,就是推动中国的管理科学。于是他就在国内找了一些年轻人,也在国外找一些年轻人,我就属于他在国外吸收回来的。当时,我还在美国工作,是回来访问,参加了在北航举办的一个管理科学研讨会。就在这次会上,我们认识了。成先生对我说,他准备在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下成立一个管理学部。


后来管理学部果然成立了,开始做国家杰出青年奖,我也是这笔奖金在2000年的获得者。在我答辩时,成先生跟我讲,他准备到美国访问,想看一些有时代感的新东西。我当时给他介绍了我正在工作的第一数据公司。这是一家大数据存储公司,很厉害,美国50%左右的信用卡数据都是它在管。假设第一数据受到攻击,美国经济就瘫痪了。成先生当即就很感兴趣。后来他到美国去,也由我接待。


就是这次赴美访问,成先生到我家里做客。在我家里,他明确提出希望“挖”我回国工作。为此,成先生先后去过我家里两次。是什么打动了我?一是他反复跟我讲,中国的发展会越来越快。美国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要再做一些新东西不容易,而中国却有很多好机会。对此我很认可。另外一点,就是他完全说服了我夫人。于是,2003年我就决定回来,跟着成先生了。


我回来后跟成先生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要把知识和数据,以及他一直倡导的虚拟经济结合起来。为此我们2004年酝酿、2007年正式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成先生来做中心主任,我做常务副主任。成先生做了我们中国科学院管理学院院长12年,做了我们中心主任10年。以后成先生到北美去访问,都由我来陪同。


所以通过这20年的接触,我对成先生是非常了解的。


勤奋,谦和,不说假话


我对成先生为人的评价,第一点,是勤奋。


他还不是一般的勤奋,而是非常勤奋。他能把自己每一天的时间安排,都做到非常认真和精确。从早晨一起来开始,6点钟打太极拳,打完就开始工作。每天工作什么内容,每天要看多少网站,他都分配得很好。天天如此。他做事就是一个钉子一个眼儿。


很特别的是,他作为领导人,很少依赖秘书。他的报告都是他自己写。秘书就是辅助他做一些次要的事,主要的事他完全自己负责。举个例子,在国外成先生要见哪个朋友,他都是直接从自己的手机发对方的信息给我,让我去联系,而不管秘书要。他的勤奋从他年轻处在逆境时就练出来了,比如文革中他被安排烧锅炉时,就苦学外文。后来,即便工作繁忙,他也是一天到晚都在看新东西。他特别喜欢接触新事物。比如每一款新的iPhone出来,他都马上找来一部摆弄。所以别看他七十多岁了,比我们还有好奇心,还开放,对新东西的接受力非常强。


第二点,是谦和。


有几个表现:一个是对下属从来不发火。我跟成先生相处20年,他从来没对我发过火。如果我们哪里做得失当,他一般也就说这个事应该这样做可能好一点,语气也就是这样。


另一个是他总是替别人着想。直到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今年4月份——本来他还计划7月份和我一起去巴西参加会议。就这最后一面,他还在教育我,叮嘱我应该什么地方做得更好,还有什么不足。你可以感受到,他非常关心你,把你的每件事都已想过了。不仅工作层面,生活也是如此。比如在国外访问时可以去参观国外一些名胜古迹、风土人情时,他也都给你想好了,告诉你可以去什么地方。所以各方面他都为我们考虑了,我们只执行就完了。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假设你不同意他的观点,即便很含蓄地提,他也能立刻意识到,如有价值,他就马上同意你的观点。为什么?他知道你可能了解的具体内容比他多。因此成先生虽然安排得很周到,但并不强求你做什么,都有讨论余地。


生活上他对我们很包容。比如:我跟成先生出国这么多年,早上我们约好一起吃饭,几乎都是他早到,我晚到。因为我的生活习惯跟他不一样。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我跟很多领导人接触过,像他这么完全没架子的,很少。


所以你跟他一起工作,没有压力。但同时,也有很大的压力。因为他自己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比如,他走路就比我快。他走路快,接受新生事物能力强,跟《中外管理》老杨总特别像,所以他跟老杨总很合得来。


在去世前,他写了一首《八十岁回眸》,他特意用了“雏鹰”而不是“雄鹰”,因为他认为自己就是老了也仍旧是雏鹰。


第三,是做人踏实,从不说假话。


他的性格就是这样。他自己讲,在做官员时,不说假话是他坚守的原则,同时尽量少说空话。后来他退下来了以后,连空话也绝不说了。这一点,成先生为我们树立了很重要的榜样。


把管理学与虚拟经济“创”到了新高度


成先生对于中国管理科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我觉得成先生做了几个第一。


一是他在中国创建了自然科学基金会的管理科学部,这就把管理科学提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要知道,连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都没有管理科学部。


二是他创建了虚拟经济学。成先生不是一般性地从经济学原理做的,他是从非经济学原理,也就是基于复杂科学去创造的。因此,他完全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去看社会科学的问题,从这个角度创造了虚拟经济学。这一大贡献,全球都是承认的。美国虽然有些人也用复杂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社会科学,但不像成先生这样系统。


当然,他对金融市场的贡献都有目共睹,大家说他是“风险投资之父”,因为那个1号提案是他提出来的——现在有人说他是“创业板之父”,我觉得这个说法太片面,创业板只是风险投资的衍生品之一。


对于最近的股市,大家议论很多。那也正是成先生开始病重的时候。虽然他没能再发表观点,但他对政府与资本市场的关系一直有告诫:一是我们改革要加快,二我们还要做更多衍生品方面的尝试,三监管要加强。就是你要做,但同时要管好,而绝不能像这一段这样放任。


成先生提出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并且还写到十六大报告里了。可见他作为一个学者对中国政府的决策做出了影响,这是一般学者做不到的。在他弥留之际,国家主要领导人去看他,他们家属告诉我,领导人对他一生做出了很高的评价。


一生学者本色!


当你在研究一个事物的角度完全不一样,工具也不一样,经常会对一个学科产生颠覆性的变化。我认为这点跟成先生自己的学习方式和他的经历,以及他在国外的经历都有方式。他善于考虑问题,善于观察问题,绝不重复别人走过的路,这是他的原则。他看什么东西,都要抱着怀疑性的态度看。这是一个学者的本色。这与他在国外接受教育也有关系,就是能够从不同事物的数字中间归纳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出来,再提高。这就是创新型的研究模式。


他在《八十岁回眸》里说的“未因权位抛理想,敢凭刚直献真言”。他是真正做到把真言说出来了。他的意思是说:我作为领导人或者为国家服务,这只是服务,对我来讲只是中间一个环节。但更重要的,我是一个学者。他夫人来研究会灵堂时也对我说,他一辈子最喜欢的身份就是学者,做学问。这是更显他本色的地方。